欧洲是全球化的发起者，也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随着新兴国家迅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欧洲国家产业大量外迁，空心化问题日趋严重，未迁出的产业也饱受新兴国家产品的冲击。

福建省厦门、石狮近期连续发生几起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事件，除向社会公众融资外，还有部分银行和担保公司牵涉其中。我们认为，若抗击通胀的成效不是很好，那么的确应该考虑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更多地使用利率工具，但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理由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加息却是十分危险的。

最新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6月份温州民间综合借贷利率水平为24.4%，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对于民间借贷市场，应加强对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的监管，并推动人行基层分行关于民间借贷市场的监测系统建设，对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利率水平和资金流向等予以监测。所以，加息是必须十分慎重的。其次，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并没有明显增加。进入专题： 中小企业融资难 货币政策 。

实际上，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由于金融危机后许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适应市场竞争需要而正在进行的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以及当下通胀带来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涨等，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增加很快。因此，在控制金融风险、实行市场准入的前提下，仍然要继续大力推进发展相当一批新的、中小金融机构，从根本上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结构，提高金融系统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供给能力。五、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公告，2010年底，中央政府负债规模11.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10.7万亿，公共债务总规模约为22.4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6.3%。

正如美籍印裔学者阿玛蒂亚 森所说：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自2010年以来，全球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公共债务危机、美元危机、世界财富的再分配成为2011年世界经济的首要经济问题。但是，劳资关系根本对立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而为了维护这种空转，资本主义需要从实体经济抽取更多的资源，使脆弱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对于整个欧盟而言，由于欧洲一体化之后，欧洲范围的核心——外围分化加重，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各地财政压力迥然不同。在地方公共开支中，城市经营是最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资本主义将离不开公共债务，越是危机，越是离不开公共债务，反过来，公共债务又将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债务，未来资本主义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债务联系一起，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交互发展的趋势。由于中国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缩水问题等等，而较少关注中国公共债务自身的风险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深度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式干预（Keynesian mode）成为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而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失灵。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

企业的金融化则表现为企业越来越按照金融资本的利润目标进行投资运作，企业活动越来越具有非生产性。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当工资份额降到很低程度的时候，运作金融化和与金融化相关的治理结构更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金融化和劳资关系再度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不是一个与金融危机类似的事件，而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某种新变化和世界经济危机某种新的发展趋势。

因此，未来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现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凯恩斯理论，借助于国债，财政赤字具有调节需求，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的作用，对高通胀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态势良好，而发达经济体由于出口需求不足，面临着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在地方政府债务博弈过程中，资本市场或银行体系缺陷会强化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救助的预期，这种预期最终又会自我实现，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救助。

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又分为量化宽松政策Ⅰ和量化宽松政策Ⅱ，将来还有可能有量化宽松政策Ⅲ。固然，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任何影响和冲击都是基于该经济体系自身的特性而发生的。在当代，公债已经成为基础性金融资产，占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资产10%（中国公债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的6%－8%）。概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微观层次上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劳动关系再度恶化，中观层次上技术创新、大规模投资、金融性重组成为战略发展方向，宏观层次上产业——金融——国家架构下的利益关联机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观干预机制。从财权与事权匹配的现实来看，长期以来，财政资源趋于集中，甚至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不合理分配格局，而事务责任则是层层下放，最终导致基层政权事多而财力有限。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都与经济金融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中央4万亿计划推出后，不到一年地方负债达7万亿。

目前条件下公共债务危机的化解不外乎三种途径：以债养债。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寡头的操纵，利率急剧上升，欠发达国家的利息支付负担加重，频频爆发债务（外债）危机。

从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增加约15.3万亿美元。（4）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社会福利、高积累的基础上的，随着民众对民生和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降低个税负担、减少路桥收费等，将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

反过来，一旦企业的治理结构确立，股东就能够指挥企业按照金融化的标准展开运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金融化特征。而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央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铁道部债务、新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成本等算进来，认为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大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为GDP 的71%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再一方面，随着金融资本的介入，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进一步强化，以确保股东和债权人的利润诉求入盟公决定于2012年1月22日举行，若票决的结果为是，那么，它将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

欧盟27国作为经济联盟，正在心灰意冷地面临多项挑战：拯救欧元、整顿银行、应对第二次经济衰退和波及超过2300万人的大规模失业。很自然地，主权的几个要素将实现合并，欧元区国家的权力将被缩小。

三大问题，都是妄图逼中国摊牌，都对中国构成切肤之痛。评级为金融机构允许承担风险的范围设定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欧盟将成为两个圈子的欧洲，即欧元区国家和其他欧盟国家。欧洲现有45个国家，[⑦] 非欧盟欧洲国家共计18个，包括南欧巴尔干6国：阿尔巴尼亚、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

种种迹象显示，货币一体化计划凶多吉少，欧元必须以两种速度加以重建。非洲和拉美构成两个巨大的新兴市场，拥有各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各项增长指标表现良好。一旦政府被降级，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就会迫于行业惯例或政府规章等压力而出售债务。可预见的主要任务和困难，至少包括危机四伏的机构改革，签订两项新的国际条约，制定救助银行的重组计划，推动前途未卜的经济增长，而压缩开支和削减福利成为主导议程。

标准普尔公司的评判，对于欧元而言，或许是一个极不合适的时刻。欧洲央行的作用今后将越来越重要，尤其在恢复欧元信心方面，其态度将十分关键。

这里说45个国家，是欧盟27国和非欧盟欧洲18国的简单相加。未被降级的欧元区7国，包括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芬兰、爱尔兰和爱沙尼亚。

鉴于欧元区国家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欧元区管理机构需要在各国财政政策的制订方面扮演更加专制和深入的角色（前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语）。世界局势正在告诉我们，下一个十年或者世纪也将属于拉美。